解放前上海的致公党组织兼应王起鹍同志的文章
陈昌福
近日读《中国致公》2014年第1期上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原副主委王起鹍同志的文章——《简述致公党在国内成立最早的基层组织》（以下简称《简述》），颇受教益，也深有感触：一是为他孜孜不倦于党史史料搜集的精神所感动。如所周知，史料的搜集是一场耗时、费力、枯燥、艰苦的工作。起鹍同志自退休以后，放着清闲纳福颐养天年的日子不过，却乐于把其所有的精力集中于这项工作，广泛利用在海外的人脉，东奔西跑去寻访，并将挖掘到的史料无私地馈赠予致力于党史研究的同志，我就是受惠于起鹍同志赠与中的一个。二是为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所信服。在搜集史料同时，起鹍同志对这些史料进行加工、整理、归纳，或形成专题或撰写成文；或披露细节，或纠正讹伪，以及根据史料敢于对有疑问的“定论”说“不”！这些专题和文章的特点是文字朴实无华，且含金量高。实打实地用史料说话。这是《简述》的可贵之处，很有说服力；尤其是《简述》的字里行间充溢着一名致公党员的情怀，这在党内并不多见，更遑论党外的学者。
曾子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篇第十二）。起鹍同志在《简述》中说：建国前，上海已有致公党“中央直辖支部”。读后，猛然想起自己手头正好有可以为《简述》佐证的史料，记录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炯明哲嗣陈定炎先生的大著——《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中，虽然是二手资料，但亦能聊补当下党史研究中资料奇缺的缺憾。于是便匆匆翻检出来，爰书“有感”，权作回应。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企盼“有感”能引起同志们对党史的共同关注，唤起我们共同的记忆，形成共同探讨的氛围，重视并努力于党史史料建设工作。
一、关于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
《简述》根据1932年3月15日发布的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训令第三号，“明确了除香港、澳门之外，上海、天津、广州、厦门、大连、汕头为国内最早的组织”，是“中央直辖支部”。对此，拙文稍作补充——早在1925年上海不仅有中国致公党组织，而且还是中国致公党在国内的总部。
中国致公党的筹建运作始于1923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这次会议决定改堂为党，以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并成立筹办机构进行具体操作。同时，这次会议还议决在上海兴建五祖祠，以纪念并祀奉洪门列祖先贤。选举赵煜、黄凤华两人总理其事。
1925年9月，五祖祠在上海落成；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宣告成立。
当年，致公党上海组织的地位可不低。据陈定炎援引自香港《华字日报》1926年1月5日一则报道说：“第三次洪门恳亲大会议决组党案，其中有一条云：‘公认金山（即旧金山）致公总堂为海外组党筹备总机关，又公认上海致公堂为海内组党筹备总机关’。味其文意，显然将金山、上海两处，划定鸿沟，分为两派，一向外发展，一向内发展。”该报道还透露“近数月来，上海派与唐绍仪①接洽，故有拥唐为总理之说。金山派决另树一帜，于是拥陈（炯明）之议以起”。由于“金山总堂，素为五洲致公堂之领袖，自然有历史上之信仰与基地”；而上海派只是“近因建祠有功，亦颇为一般人士所展望”，仅此而已。故最终金山派胜出，选举陈炯明、唐继尧为党的正副总理。
致公党上海总部设在海格路476号（今华山路860号“总统公寓”，约为D座所在地）。由赵煜负责并主持致公党上海组织的党务工作。赵煜（1887-1975）广东新会人。1907年赴美半工半读，在美期间加入致公堂和同盟会。1911年5月在孙中山的推动下，赵煜协助同盟会与致公堂组织洪门筹饷局，并与孙中山、黄芸苏、张霭蕴一道被公推为游埠筹款专员，分两路赴美国各埠筹款。辛亥革命后，赵煜被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议员。1924年1月来上海负责筹建五祖祠。1925年9月五祖祠建成。祠为三层砖木结构洋房，占地面积2亩1分7厘（约合1362.47平方米）。一楼二楼为办公栖息用房，三楼前座设神坛，祀奉五祖及洪门所有列祖先贤。1925年致公党成立，该祠也就成为致公党上海总部所在地。
然而从建祠后直至1937年“7.7”事变前，在内忧外患阴影下，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活动，由于资料严重缺失，几乎一无所知。上海沦陷后，赵煜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后，赵煜自重庆回沪。1946年司徒美堂来沪建立中国洪门民治党，赵煜被选为民治党的领导人之一。民治党的总部即设在原致公党上海总部五祖祠。同时，也表明1925年建立的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历史宣告结束，它与1980年建立的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没有前后承续的关系。
二、关于《简述》中提到的挽联
当年，致公党上海总部下设置有支部的建制。《简述》从陈炯明逝世后，各界挽联汇录目次中摘录了上海、天津、厦门、广州等地挽联作为实证。与其他三地不同，上海的挽联署名“中国致公党上海第一支部”。按逻辑推理，既然有第一支部，那么至少还应有第二乃至更多的市辖支部。虽然迄今尚未发现有其他相关的文字资料能进一步提供必要的细节。但就是这四地的的署名挽联，以实例佐证了“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训令第三号”内容不虚、不伪，两者互相印证，可信度高。
上述四地挽联是陈炯明葬礼所得，挽联中仅限于国内基层组织的部分（也许就是全部）。
陈炯明是在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去世的。9月30日在香港出葬。4月30日移葬广东惠州。两次葬礼共得挽联三千（一说两千）余幅。陈定炎从中摘选了85幅，纳入了其著作中的“祭文挽联摘录”专节。列入“祭文挽联摘录”中的挽联大致来自三个方面：（1）致公党及粤军旧部同人（21幅）；（2）海外华侨（31幅）；（3）各界人士及国民党旧同志、北方要人等（33幅）。在第一方面的挽联中，陈定炎的著作仅有上海及天津两地，而《简述》中则多了厦门、广州两地。从2到4的差别中，可以想象《简述》为此付出的艰辛。
挽联原本是为悼念死者所写的对联。虽然不能等同于历史定论，但它能溢显出生者对死者感情的真诚流露，其中当然也不乏有过誉溢美之作。但从陈定炎辑录的挽联看来，较多的还是客观地对陈炯明一生功过是非的评述。在四地的挽联中，相对而言“上海第一支部”是比较好地体察陈炯明一生的功绩。
致公党上海市第一支部的挽联是：
“省长留畀陈席儒②，政治不主独裁，凯末尔③岂可作。
总理提携致公党，寿命尚能假借，希德娄④何足云。”
这幅对联的上联是赞美陈炯明的谦让气度，及其民主政治的建树，是凯末尔所难企及的，借以歌颂陈炯明为人功德与成就；下联是肯定陈炯明的政治理想，深信如果天假以年，是绝不会让希德娄之流的独裁在中国得逞，以比喻显示对陈炯明的崇敬与痛惜。挽联的持论和气势与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地位匹配。
在词执一面的20世纪2、30年代，挽联敢于透过厚厚的舆论尘埃，表达了“是非持正论，不问斯世，惟问后人”的嘱望，其意蕴是再也明白不过了。
注：
1、唐绍仪（1860-1938）广东中山人。1874年官费留学美国。1881年回国。1885年开始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900年升任天津海关道。辛亥革命时充任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与民军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议和。1912年3月被任袁世凯内阁第一任国务总理。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财政部长，后被推为七总裁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他取观望态度。日军侵占上海后欲利用他作傀儡，未就。1938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2、陈席儒（1859-1937）广东香山人。早年在美国就读时，结识孙中山。1890年回国，随父办理商务。1900年与其弟资助孙中山创办《中国日报》。1921年资助孙中山重组广州护法军政府。1922年“6.16事件”后，被推举为广东省省长。1937年病故。
3、凯末尔（1881-1938）即基马尔，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1922年领导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1923年创立人民共和国，同年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当选为总统。
4、希德娄（1889-1945）即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头子。出生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德国士兵。1919年加入德意志党（后称国社党，即纳粹党），其后任该党头目。1933年在垄断集团支持下任总理。1934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任元首，解散国会，取消所有反对派政党，实行法西斯专政。1939年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4月30日苏军包围柏林时自杀。
（刊登於《福建致公》2014第四期，作者为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