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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排右五为王起鵾
我和缅甸老归侨王起鵾同志相识二十余年。第第和其他新老归侨一样，他热情洋溢，从不想在任何人面前遮盖着什么，掩饰着什么。对待工作，只要认准了，一头栽进去，不将事情弄清摸透，从不叫停叫苦或者回过头去。更为让我另眼看待的是，他从未想过要从干件某事中捞取何种“资本”，“响头”和“前景”。当然，在外人看来，几年下来，他应已是志得意满，功成名也就了。可不是吗?致公党福建省委常委，致公党厦门市委副主委(还曾兼任过秘书长)，厦门市侨联会副主席……似乎光灿灿，明亮亮，但身在其中的王公，他可不这样看，他觉得这沉甸甸的光荣太重太重了，他不该有这些，他一心想做的便是为侨界奉献此身、此生。
“编外秘书”
起鵾同志，1947年底出生于缅甸仰光市。1964年回国，就读于集美侨校。在四十年之后，当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起哺育他健康成长的母校时，深情地写道：“陈嘉庚先生虽然从没有在课堂给我们侨生授课，大多数侨生不能亲聆教益，但从德育的教导来说，实际上他却是我们课堂外的崇高的导师。陈嘉庚先生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以倾资办学的行动为楷模，他毕生的嘉言懿行是我们侨生终身学习的精神财富”。从中可以想见，华侨的伟大旗帜陈嘉庚先生的伟大品格和旗帜力量给予他的那种巨大的精神源泉是那样的有血有肉，难于忘怀。在侨校里，他是位称职的学生干部，由于表现突出，68年他从侨校参了军。
和那个年代其他众多归侨学生相比，他是幸运的。他的多数同学，包括自己的弟妹，回国不久便到福建永定山区修理地球接受再教育。在其整个服兵役期间，同学们在给他的封封来信中，都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充满悲情和失望。部队驻防北京市，他也得知有不少同学上访，他也曾经和同学们一道去国务院反映华侨知青的境遇。那时全国侨务机构被砸烂，有些侨务工作由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代管，许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些问题，深深地刺痛了他，他从部队退伍回厦门到工厂里做工，不用谁来指派，自己便主动承担起为归侨问题请命的任务来。这便是他首次担当侨务工作“编外秘书”的使命。1970年他从部队退伍回厦门，就一直关注归侨的生活和工作，怀着对华侨知识青年的同情，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永定的十多个侨生知青点，和他们同住、同吃，并与他们一起到龙岩公安局门口排长队，体验申请出境的感受；完成了近万字的反映材料直寄给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是否收到就不得而知)。我们清楚地知道不久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关于华侨学生上山下乡问题的请示报告》、《关于归侨职工出国居留发给退职金问题的请示报告》等文件，及对归侨青年参军、工作、上大学等问题也做了政策性规定。许多华侨学生在“来去自由”的政策下，出境出国移居港澳或回到了侨居地；不少侨生根据“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原则，被“照顾”安排到城镇工矿企事业工作，或被“照顾”选送上了大学。而他也再次“幸运”地于1972年被选送上了福州大学。
1975年王起鵾大学毕业回厦门工作，仍是人在工厂、心系于“侨”。凭借做“侨”的一点点“经验”，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为“侨”呼吁。经常出入统战部(1976年恢复统战部，与外事办公室合署办公，78年革委会成立侨办，并与外事办合署办公)，经常走访劳动局，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解决留在厦门的归侨知青的生活工作问题，曾起早摸黑到公安局排队，为的是替居住在岛外的归侨职工拿到一申请出境定居的表格。他的这些举动极大地感动着当年市革委会外事组的军代表，使其对归侨的处境有了较多的了解，热情协助解决了不少归侨知青的问题。
在帮助了解、反映归侨知青等的诸多问题的几年奔波过程中，结识了柯朝阳、陈德润、陈思达等，他们中有的是致公党员，于是自然不会“放过”这位热情奔放又助人为乐的青年归侨。起鵾同志也本着“在致公党组织的帮助下，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侨服务”的信念，加入了中国致公党组织。从此，他和致公党厦门市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企业领导支持下，他不但做致公党的工作，同时做为厂中心实验室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又能出色完成本职工作，连续几年还被企业授予先进工作者或生产标兵的称号。
在起鵾同志现今办公桌上，仍然压着一张1981年11月13日由致公党福建省委发出的“入党批准通知书”。它见证了起鵾同志以一个完完全全的致公党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致公党在厦门市创建组织的各项活动。81年12月30日，当时的致公党福建省委会秘书长林春福同志召集了相关党员，宣读了中共厦门市委正式批复同意成立厦门市工作委员会文件，宣布了洪如萍等三人为工委会委员，并指示起鵾同志和另一名党员为联络宣传员，协助工委会开展工作。
名为协助工作，但当时如何工作?在一无启动资金，二无办公地点，三无交通工作情况下，对年轻的起鵾同志来说最适用的两个字是“勤跑”。当时的省委会主委柯朝杨老先生(长期定居厦门)自己捐出500元人民币，这成了日后他们的全部活动经费了，除去购置办公用品，所剩无几了。
省委会领导来厦门指导工作，固定住在当年的华侨大厦后楼最便宜的招待所或霞溪旅社，每日房费不过2—3元，三餐用不到一元钱的菜金。这种勤俭为公的精神，深深感动着他，起鵾同志专门为省里领导弄了一部自行车，做为他来厦门工作的交通工具。自己也经常启动双脚，深入到广大归侨、侨眷堆里，了解他们的动态。省委领导到厦门时，便协助他走访、座谈，并自然成了省委会和市委会组织的“编外秘书”，协助抄写报告，通知、入党申请表等文字资料等，一晃数年，其中辛苦，只有他本人最清楚。
心底无私天地宽
致公党在厦门建立组织时，全国也正处于“拔乱反正”之初，许多人，特别是归侨侨眷，对文革中的“左疾”，依然是深深印上“心有余悸”的烙印，无论在任何规模的会议上，使用的语言最多的便是这四个字。但起鵾同志不信这个邪，把自己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发展组织上。无数次地陪同省委会领导和厦门市驻会委员，走访重点发展对象，与广大归侨侨眷知识分子谈心沟通。在这其中同情者有之，但欣然支持，答应参加者不太多，经常还要面对“闭门羹”冷嘲热讽，打退堂鼓等等场景。在多位老同志启发下，他悟到了，这主要原因是对新形势下党派的性质，任务发展前景，一无所知。而“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传统，造成了重大损失，让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这种影响不消除，局面决然打不开。在取得了市委会领导同意之后，82年9月起鵾同志决意组建文革后第一支归侨文艺宣传队，他动员了亲戚、同学、朋友乃至自己的太太都参加进来，还将自己的侨汇和侨汇票等去“充公”支持文宣队活动之需，演出的服装还是海外亲友捐赠的。当他们在当年国庆节侨界联欢会时首次公开亮相演出，意外的成功真让他有点措手不及，当时致公党党员数不过数十人，而参加联欢的归侨人数却达300人。当时的侨办主任对致公党的活动能力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包括中共厦门市委和统战部领导也亲临指导，厦门电视台第一次做了报道。这也是全省第一家致公党和市侨办的合作，逢年过节两家便联合组成文宣队去华侨企事业单位、学校等慰问演出，到86年市侨联也开始加入。“三侨”结伴服务归侨侨眷，其乐融融。各项活动更加有声有色。起鵾同志还提议由致公党员中的医务工作者组成“归侨春节慰问服务队”于85年首次到侨办企事业单位慰问服务，为500多位归侨侨眷干部职工看病治病。这一举动已连续坚持了16年，确确实实让人们体会到致公党组织的存在及活动能力。
谁都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后，涉外社团的成立就如雨后春笋般。只要符合组建的条件，省市一级政府民政部门都会支持。但是至今为止，在我省各设区市里，除侨联组织外，还有一支由印尼，菲律宾、缅旬、新加坡、泰国越柬老归侨侨眷组成的归侨联谊会，只有在厦门市注册成立了，而且会员已达2000余人，在创建之初，及推动日后诸多活动王起鵾同志可谓功不可没。
生活在厦门的缅甸归侨自1980年就开始自发地联系、聚会和活动，回厦工作的集美侨校的归侨“知青”也利用节假日经常相聚在厦门、杏林、集美活动，虽然他们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和“冲击”，然而爱国主义精神依然存在，经常与他们接触，能听到他们各种意愿和呼声。
1984年调任致公党机关工作之后，为了更好地凝集侨心，起鵾同志有目的地积极推动归侨的各种联谊性活动，多次主动与集美侨校领导联系，利用市政协礼堂举办了不同形式的归侨联谊性活动；他积极为归侨们的会务和活动提供会议场所、茶水及通信联络工作，为他们出点子、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在各种致公党的会上，他要求自己的党员主动关心所联系的归侨侨眷，积极参与各联谊会的筹建工作，但也强调各种归侨联谊活动，是为了广泛团结归侨侨眷参与“四化”建设，绝对不能形成小团体或搞宗派活动，他是缅甸归侨，但他非常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至今许多人还以为他是印尼归侨。缅甸归侨联谊会、印尼归侨联谊会、新加坡校友会，甚至厦门华大校友会、集美侨校校友会都曾经在致公党的会议室讨论筹备工作、或召开相关会议来拓展各自的联谊工作，归侨联谊会成立初期，如陈尊法、黄振才、郭一飞、冼树良、郭积连、林继贤、林上潮、叶波通等许多致公党党员都是归侨联谊会、校友会的热情推动者、参与者和负责人。
厦门现有的七个归侨联谊会都有十年以上的历史，归侨联谊会不但成了广大归侨侨眷的“家”，也承担了党和政府联系归侨侨眷角色的重要的社团组织，更多的致公党人成了归侨联谊会的骨干，在其中发挥作用。
闲不住的“芝麻官”
自1986年11月26日王起鵾担任致公党厦门市工委会副秘书长至1996年10月卸去秘书长职务，专职担任副主委的十年间，是起鵾同志在致公党厦门任专职干部间较艰难的时期。正如他自己所说“有起有落，有上有下，争议不一，褒贬不一，工作没少做，意见也最多，摸着石头走路，夹起尾巴做人，还有过莫名其妙被免去职务”的经历，他也曾经几乎失去信心和勇气，茫然过，退却过，也提出过辞呈。但他始终忘不掉的是中共市委统战部给予的支持、指点，还有归侨老一辈领导人张述、洪如萍等不为名利，勤勤恳恳，致力为公，忠于信仰和事业，爱国为侨的精神的感染，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在此氛围中不断得到净化，提高释然，也使他得到很艰苦但扎实的砺炼，逐渐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工作中，他常用五句话来要求和衡量自己，即“脑要清，心要诚，胸要宽，眼要明，嘴要勤，耳要灵、手要短，腿要长、业要精，笔要直”认真工作，以诚待人，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平常心对待荣辱升迁，在党派工作中体现自己的价值。
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曾于1982年、1985年二次到厦门，起鵾同志都参与了陪同，黄老的音容笑貌和认真细致、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作风仍历历在目。特别是82年5月30日，黄老抵厦参加全国防痨会议，80多岁高龄的中央领导人亲自登门拜会当地统战部的领导，黄老带着慈祥的笑容说：“致公党组织能在厦门得到发展，和统战部的支持与关心是分不开的，我们要经常主动与中共党委联系、沟通。工作中一些重要决策，要先请示党委领导，达成共识才能去做。”黄老的谆谆教诲，使大家受益匪浅。当他们走上统战部三楼时，从部长到其他同志，面对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无不肃然起敬。
1985年5月11日黄老再次到厦门时，起鵾同志已经调到机关工作。在政协礼堂，黄老与致公党员亲切座谈，他以洪亮的声音亲切与大家谈起他的经历、讲述致公党历史，他要求大家任何时候都要自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为市委会题词，留下：“致力为公、振兴中华”格言。黄老非常关心归侨侨眷，工作再忙也尽可能挤时间，要市委干部陪同他到厦门大学侨联、集美侨校看望归侨、侨眷和来厦门学习的华侨学生，并对起鵾同志说：要做归侨、侨眷的工作，首先要了解他们、信任他们、热爱他们，我们归侨，具有耿直、热情、乐于奉献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以心换心，才能团结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他下榻的华侨大厦还亲切地接见了副市长柯雪琦，统战部长张其华及来厦门探亲的海外侨胞。起鵾同志亲戚苏一新正好从缅甸回乡探亲，黄老得知后亲自会见了苏先生，使回乡侨胞非常感动。他身为中央主席，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记忆过人，没有任何架子，对他们年青干部、对普通党员都很热情、平等待人，仅仅几天，老一辈领导人的平易近人、身传言教，对致公党的坚定意志和信念使他深受教育，促使其日后更加奋发努力地做好致公党的工作，为归侨侨眷服务。
为了开拓致公党厦门市的工作，起鵾同志除了做好迎来送往，开会，汇报，交流，联谊等等之外，他还创办了厦门市致公党的宣传刊物，《厦门致公》并于84年9月28日正式出版。
这是厦门致公党第一份刊物，他把刊物分送给党员，同时也分送给所认识的归侨侨眷，让所有归侨侨眷认识致公党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了解致公党的活动情况。同时，他还利用许多业余时间积极写稿投向厦门日报、厦门广播电台和厦门政协刊物，仅仅几年中他不但成了本党党内小有名气的通讯员，而且曾经被《厦门日报》、《广播电台》聘任为数年的通讯员，出任《厦门政协》刊物的编委也有十年之久。1987年1月，《厦门日报》、厦门电视台、厦门广播电台以头版头条的新闻报道了致公党的一次活动，这在厦门市民主党派活动中还是少见的事例。后来他还连续数年被致公党党中央评为优秀通讯员，不少作品被评为优秀文章。
发挥优势，心系侨胞
起鵾同志首次公务出访是1989年国内“六四”风波期间。此番，他带着任务陪同张述主委赴香港开展海外联络工作，在香港十天，拜访了十几个社团和曾纪华、黄望青等一些知名人士，在张老的言传身教下，体会到海外联络工作应该是“加强联系、了解需求、提供服务”，真正做到“加强服务联系，增进侨胞福祉”，或许这是一项细致和艰苦的工作……
对于走马观花式的联络工作，海外社团多有意见，华人华侨希望国内官方的访问能真正走近社团，深层次的交流与沟通，提供更多的服务。他每次随团出访，尽可能把更多时间放在拜访侨团和华侨华人上，以诚相待、增进了解。在英国、美国、澳洲，或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访问过程中，他主动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了：“我很喜欢与你们致公党人士交朋友”的致意时，才深深感到自己对海外侨胞了解的实在是太少了。
1995年赴缅甸探亲，在老朋友和同学的协助下，起鵾同志主动登门拜会了十几个华人华侨社团组织，并以个人身份主动与亲台社团领导人蔡武榜先生会面、交谈，宣传我国的对台政策，促进团结工作，得到了中国驻仰光领事馆相关部门领导的肯定。
1998年4月，致公党厦门市委会首次组团赴缅甸进行考察访问。访问团一行专程拜会洪门和胜总公司主席蔡武榜先生，并应邀出席了该社团举行的百人招待宴会。
在缅甸访问期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社团之间存在矛盾，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行程和活动，本着加强联络、促进团结的目的，在团长的委托下，起鵾同志放弃不少参观景点的机会，主动接触他们，宣传国内的对台政策，尽量做好化解矛盾的工作。最后，在缅甸洪门青年联合总会与旅缅福建同乡会作为东道主联合举行的宴会上，缅甸各洪门组织的领导、有关侨团和姓氏会馆领导近百位新老朋友都到会参加，整个宴会充满着在缅甸华人社会中少有的一种团结、和协、友谊的热情场面。许多与会人士认为，致公党厦门市委会赴缅访问是一个成功的访问，这次的访问促进了缅甸洪门组织之间团结、促进了华人社团之间的友谊，一些群团之间抛弃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自成见，坐在一起、走到一起。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领导对访问团所取得作用和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英国访问期间，英国致公总堂两位副会长连续三天从利物浦陪同他们到伦敦参观，离别前他们坦率地对起鵾同志说：“我们回中国你们的领导最多礼节性宴请一餐就打发了，只有名片没有交情”。2001年此次的出访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其实，二十多年来的海外联络工作起鵾同志都是这样做过来的，只要是客人无论是海外或国内，自己有空一定会亲自接送，这已经是他的工作习惯。2003年他到加拿大参加活动，当加拿大洪门达权总社社长陈德光先生与其握手致谢时，他才知道五年前陈先生以个人身份到厦门参观时，他曾到机场迎接，并陪同他在厦游览，没有提醒他也已忘了这件事。
职位升了，诚毅依然
或许因为厦门是经济特区，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致公党中央特别重视厦门组织，不少重要会议还发文请厦门组织派员参加，中央还分配两个中央委员的名额给厦门，这些会议和活动大大开拓了起鵾同志的视野、更加感到肩负的重任。起鵾同志曾经二次代表厦门组织列席八届的中常会，六次参加中央的工作会议。起鵾同志经过几年的磨炼，其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得到了厦门市致公党党员和上级领导的肯定，随之而来的便是荣誉，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党派省委委员等职务，并经1995年推荐、选举兼任厦门市第11届侨联副主席。对一些提携和委任起鵾同志并不表现为飘飘然，忘乎所以，依然还是带着陈嘉庚先生倡导的“诚毅”的校训，一如既往地奔波着，奉献着。他始终认为，这一切的荣誉、职位以及应聘兼任的各类社会职务，可以说是代表着你的组织单位而出任，并需要你为自己的组织去行使自己的职责、进行参政议政，而不应该过高地估量自己、或成为向组织伸手索取私利的本钱，所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就尤为重要，共同树立民主党派良好形象。
当选侨联副主席之后，他把许多的精力投入到侨联的工作，并主动承担了侨联的一部分工作，又由于侨联的某些工作和致公党的工作有所相似，因此他把这些工作做为侨界工作来做，不断拓展为侨服务的工作面。
做为兼职领导，他非常注意与专职主席的关系，认真执行陈联合主席的工作意图，维护班子的团结，在积极献计献策的同时，主动支持、协助专职领导开拓侨联工作新局面。
除了每年一次“五侨”慰问活动，他还在1997年、1999年厦门侨界和香港、澳门侨界共同举行的迎接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系列活动中，不但参与负责组织这几次活动的整个过程，还主动协助联合主席协调海外的华侨华人社团工作，使在厦门举办的各项涉侨活动都能圆满完成。
起鵾同志发挥了自己海外关系广、同学朋友多的优势，利用自己归侨的特点，主动做好海外联络工作，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归国留学人员的沟通、联系，海内外涉侨组织或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有困难、遇到问题我会主动帮助和解决。
他还利用自己的多种身份，十几年如一日，经常走访人大侨委、政协“四胞”委、侨办和侨联机关，主动与各部门的领导、及机关干部联系和沟通，就侨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
做好参政议政工作，更是起鵾同志最为热衷参与的。虽然自己的本职工作繁忙，但仍然参加侨联开展的参政议政活动，利用自己民主党派和侨的身份，在中共党委、政府举行的“双月座谈会”、通报会和两会期间，提出了涉侨的建议和意见，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采纳，同时积极撰写涉侨文章，反映侨胞的呼声，受到媒体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在侨界中产生良好的影响。1998年创办《厦门侨声》网站，积极宣传侨侨乡、宣传侨界受到《中国侨网》及其他涉侨网站和海内外侨胞的充分肯定。
侨联副主席这个职位确实给他很大的为侨服务的空间，他觉得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广大归侨侨眷、为侨务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为了归侨侨眷的权利、为了海外侨胞的利益，为了厦门的侨务工作，在两会期间，在不同的场合、利用讲话和发表文章做出了多次的呼吁，让侨的声音越来越大，让党的侨务工作得到各方面的重视。文革后第一任侨办主任柯栋梁先生在一次会上对起鵾同志说过：“经常听到你在各种场合为侨界发出呼吁，不少归侨侨眷感到高兴和欣慰，侨界不能没有声音，侨界不能没有作为，侨界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干部。”这或许是侨界的老领导对他的工作的肯定、鞭策和期待。
2004年《福建致公》第三期 （作者系省委会机关干部）
《福建致公》http://www.fjzg.org/dyfc/2004/wqk.htm | 